人物简介：霍宝林，生于1965年，清涧人。现任米脂县广播电台副台长，一级播音员。1985年参加工作，曾任榆林县广播站、陕西省广播电台、宝鸡市广播电台、米脂县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人。从事广播电视工作33年，曾制作联合国2744项目验收专题片，《闯王桑梓行》、米脂窑洞古城一条街评审专题片以及《李自成传说》《铁水打花》等米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20多部。1985年获榆林地区优秀播音一等奖，1989年获宝鸡市优秀播音二等奖，2005年获陕西省优秀播音三等奖，2009年获陕西省优秀播音二等奖。2016年创作的广播剧《沙家店战役中的米脂婆姨》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优秀广播剧二等奖、榆林市优秀广播剧一等奖。

每根路灯杆上都有广播喇叭

我进入广播行业是在1985年。85年的5月份到榆林考试，7月份接的通知，8月份上的班。

80年代，全国县级广播电台都是以有线传输为主。无线广播，中央台、省台和省级市台有。地级市台就没有了。比如榆林，就是拉一根铁丝线，广播线，有线传输。那会儿在榆林地区，米脂县的有线广播是搞得最好的，为什么呢，其他地方都是用木杆撑起铁丝，往往几年就朽了、倒了。米脂县是最早实现全县村村通水泥杆。所以它那个广播传输质量是非常好的。70年代到80年代，全榆林地区、全陕西省，甚至全国都向米脂学习过。到90年代，有线广播就被调频广播取代了。

那时候榆林全城，大街、二街、三街都有喇叭，每一根路灯杆都有一个广播喇叭。我记得报到第一天下午，就让我试播天气预报。当我把那个天气预报录音带往上一放，键钮一按开始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满大街所有喇叭都在响，那个声音效果特别好，我的声音传遍了全城，我当时那个自豪感啊……

县级广播站五几年就有了，一直有播音员。米脂广播电台也是五三、五四年就有了。但到80年代，人们对播音员的普通话要求也高了，对老播音员就不太满意了，所以它（榆林县广播电台）就向全地区招最好的播音员。当时一共招了4个，一个我，一个吕宏伟从靖边调的，还有横山调的许文丽，澄城县调的任小娜。后来我离开以后，他们三个还都在榆林。现在他们几个都退了，只有我还在职。因为当时我最小，刚20岁。

那时的广播非常神圣

榆林县广播站只有一套节目，每天播三次。我们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钟楼，机房也在那儿。编辑室在钟楼巷下面。播出都在钟楼上，比较安全。那会儿的广播，非常的神圣，管理比现在要严的多，门经常是锁着的。一般人钟楼上不让上来。像省台的话，是武警守卫。广播就怕有敌特分子搞破坏，宣传一些其他东西。

那时的广播节目以新闻为主。那会儿的新闻，不像现在围着会议转。记者采访，是以一种什么形式呢？每个乡镇有放大站，因为广播信号从县里送到乡镇，它就减弱了，要经过放大站放大后，再送到村里。每个放大站的值机人员就是记者，而且放大站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广播向全乡发布信息。每个乡镇，都有通讯员；每个村，也有通讯员。村里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就通知到放大站这边；放大站再将稿子通过信件寄到县里，寄到编辑室。编辑室把稿子编好，我们播出。等于是把全县的信息都汇集起来了。那会儿我们广播站是覆盖到榆林县的各乡镇，也就是现在榆阳区。当时榆林地区广播是各县管各县，只有一次向全地区的广播，1986年春（3月12日植树节）在榆林剧院有个植树造林动员大会，是向全地区直播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播。

最早确认自己要走播音这条道，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小学刚毕业，快上初中了，我每天就在想，以后考高中不一定能考上，我得找个事儿干。干什么？也没数。偶然有一次，听到清涧县的广播。那时候每个村、每个院子都有广播喇叭。是那种纸盒的小喇叭。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是广播时间，早、中、晚三次，广播一响，所有人都能听到。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围在广播下面，听听新闻啊，看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中央的转完以后转省上的，省上的转完以后播县里的。县里的就收集各乡、各村的新闻。甚至像谁家的毛驴走丢了，寻驴启示我经常播。还有寻牛启事、寻猪启事。那会儿都是不收费的，又不像现在有手机传输，怎么办呢？“现在播送《寻驴启事》，某某某村，谁谁家的驴走失了，什么颜色的缰绳，什么笼头”。很有意思，农民也爱听。今年谁家种什么收什么，政府有什么政策，公购粮交多少，还有计划生育宣传……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报纸更没有，只有广播，广播是唯一的宣传平台。就从那儿开始，我决定当播音员。一下子感觉自己找到出路了，就觉得播音员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只要是我对着话筒播音的时候，我必须把口漱得净净的。从职业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崇拜，对话筒的一种崇拜，也是对我的听众的一种尊重。对自己来说，还有一个好处是，把口腔打开了，利索了。吃过饭、吃过东西之后，感觉粘得吐字不清楚。我带学生的时候，对他们讲，如果你在做一份职业的时候，能崇拜它，把它看成一种神圣的东西，就像跆拳道，一上台鞠一躬，下台再鞠一躬，表明这在你心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你有这种仪式感，肯定能做好，如果没有这种崇拜，很难做好。这也是一种职业操守。

实际上我正式练习就练了一年半。我在清涧练的，没有跟任何人学，每天自己听广播练。后来买了个录音机，我跑到绥德买的美多牌砖头录音机，那会儿清涧没有。花了90多块钱。我在工程队干活儿，抱砖、提灰，假期干了两个月，挣到的钱。还买了两盒磁带，一盒4块钱。那会儿一个月工资也就20、30块钱。后来又秤了几斤铁丝，从河对面拉了一根线，拉到我们家里头。也不知道电压匹配不匹配，阻抗匹配不匹配，反正接一个插头塞进录音机那个插口里头，就开始录，我录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效果还不错。我就天天跟着那个30分钟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一年半，天天如此，我都能全部背下来了。

初中毕业之后，我就没事干了。早上拿点吃的东西，天一亮就到山上去。山上练一段时间以后，下来到沟里边练，再到清涧那个大桥桥洞下面练习，因为有回音。然后再到家里头，用录音机练。家里头我妈不让我练，她认为南腔北调的，不好听。她把录音机给我砸了。从那以后我再没买过录音机，到同学家去租、借。后来卡座录音机基本每家都有，我家那台砸坏之后，我再也没买过。

我爸妈是建筑工程队的，那会儿还摆个地摊，没有社会地位。你要是在百货公司什么的，很牛啊，买东西方便，那会儿计划经济么。我为什么从小学习不好，不是我不聪明，是因为同学欺负我。老师看不起，同学欺负。家里管的又不严。本来学的还挺好的，后来一直被欺负，为了躲避同学的欺凌，就不去学校了，成绩下降了。我爸妈就认为我应该做生意，卖货，或者顶个班去建筑工程队也行。我说我就干播音。为啥？一方面是我喜欢这个职业的神圣，另一方面，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传宗接代就要靠我。如果我这个职业不安稳，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家不就断香火了？我就想找个工作，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既没什么危险，社会地位还高。

1993年在米脂台

榆林县广播电台第一批合同制员工

我在家自己录好了磁带，先到清涧考，考了第一。但成绩公布之后，一直没录取。隔了差不多两个月，1985年开春的时候，我就去清涧广播局找白局长，问我这个待业青年能不能去广播站实习一下。局长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地方，谁想来就来，谁想播就播？那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要会议研究决定，允许你上你才可以上。你觉得你播得好，榆林在招人，你到榆林去考去。”我当时想他可能是气话，半信半疑问，“真的？”他说，“真的。”我就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悄悄收拾了一下，拿了盒磁带，来到了榆林。正好是中午12点，一天中的第二次广播时间，榆林满大街都是广播的声音。人家那播音员播得特别好。人家播这么好，不可能要播音员。我想白局长肯定是在损我呢。我就转身想走了，不考了。走到榆林汽车站，要买票。我一想，从清涧到榆林是4块7毛钱，来回就是9块多，快10块钱了。我来一回，连广播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去问问他总该可以吧，这个又不是太丢人的事情。又不是偷人抢人，我去问问他。于是又来到城里，问人家，说是广播站在钟楼巷。我来到编辑室，一看好多人在排队。我问这里是不是在招人，人家说是。问我哪的，我说清涧的。问你要考试吗？我没敢说自己考，说是我的一个同学要考。我对语音比较敏感，到榆林后讲了一口榆林话。我说，“我一个同学委托我上来问一下。这儿有一盒儿磁带，如果你们感觉行，我回去让他准备下，如果不行就拉倒。”他拿过磁带放到那个三洋的卡座机里。声音一出来，所有人都静悄悄地。工作人员问：“啊，这个人哪的？”我说“清涧的，我同学。”

“哎，我觉得这嗓音好像是你的呀！”

“不是，这不是我，我播不了这么好。我一个同学，人家天天在家里练。”

“这个不错，你让他回家好好准备一下。完了留个地址，我给他来信。好好准备。”

回去大概一个月以后，家里来信了。一般榆林到清涧来信就是六七天时间。我一看，是让我去复试。到榆林后，是榆林县的领导在复试。当时领导不看，是让我们录音。所有人都在排队，整个钟楼巷都站满了。都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我一去，人家就认得我，“哎，你来了，你同学呢？”

“不好意思，就是我。不是我同学，是我。”

“我们那阵儿就觉得是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不说实话。”

我把前因后果，清涧怎么考的，有什么心理负担都给他说了。人家也很理解，“哦，是这样。你就不要跟他们在这儿排队录音了。”就叫了杨焕荣（现在退休了）拿了一台录音机，提了一壶水，开了一间编辑室，说，“你就到这个房子录，你什么时候录好了，什么时候把带子交给我。”中午到那儿，下午快下班才录好交了带子。他们准备的一篇稿子，我自己准备的一篇稿子。录音完了还有笔试，交卷后人家让回家等消息。

我二爸当时在行署，我来考试没告诉他们，当天下午我去他家才说我来考播音员。我二妈说，“你念念，让二妈听听，我就不信你的普通话比你毛哥的普通话还好。”我一念，行署大院好多人跑二妈家来了，“哎，霍队长你们家放电视，我们来看看。”结果不是，是我在那儿读报纸。

大概是7月份，又来了一封信，“霍宝林同志，你已经被榆林县广播站录取为播音员。请你见信后速来榆林报到。”这样我就成为榆林县广播电台第一批合同制员工之一。

“惹事”的负面报道

1985年8月14号我到榆林广播台报到，给我分了宿舍，就在钟楼上。当时我觉得这个播音员职业很神圣，却对编辑和记者的意识很淡薄。编辑编好的稿子，我认为对，我就照着播，我认为不对，我就给改了。我不知道，谁也没教给我，其实这个在新闻界是一个“大忌”。编辑编好以后，不可以改的。除非你自己看出来非常明显的错误，哪个字错了，你告诉编辑，编辑改过来你再播。而不是你自己直接改了播。

1987年有一次机关作风整顿，我们有一个记者，在榆林行署、榆林地委、榆林县委、县政府大院儿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写了一篇报道，有三页多，应该有一千多字。迟到的、早退的、上班期间办公室没有人的，他都写了。这个记者可能比较年轻，甚至在报道里点了谁谁谁迟到、早退，几点来的，几点走的……我们编辑大部分都划掉了。用红毛笔划掉的，但红色下面还能看得到原稿。我一看，机关作风整顿，大会小会上强调，这么好的稿子改成这样了，编辑不对。我就按原稿播了，全部播了。播出之后，影响特别大，榆林地委马上就开会整顿，把报道里提到的人给处理了。当时的处理不是口头批评、做个检查那么简单，就是真处理了。这下他们受不了了。我们局里就开会，领导问，“谁把这个稿子播出去的？”

“霍宝林播出去的。”

“为什么播出去？”领导开始批评我。我还据理力争，“我们记者那么辛苦，多长时间写的这篇稿子，你把稿子改成那么点。咱们地委领导一直在强调作风整顿，大会小会那么开，我也参加会议了。我们作为舆论监督，人家写了这个稿子，就应该如实汇报，为什么不播？”

“哎，你还强词夺理！这不能改！”

“你就不能删！”

领导一气之下就让我做检查。我不做。开两次会批评我。批评我，我不干了！我就辞职了。我就把合同和辞职报告交到办公室那里，不干了。把办公室的人气得，“你这后生，太不知高低了！”

在这之前，我接到丁涛老师的电话，“我办了个培训班，大专班，想让你来培训。”1985年年底，为了提高各地县播音员的文化水平，丁涛在西北大学办了一个播音员培训班，招收全省各县播音员。但我是87年才知道的。单位不想让我去，怕我跳槽。最后我还是去培训了。去了以后，单位也没办法，回来以后还给我报销了费用。那会儿单位对我挺好的，每星期回一次清涧，来回车费全报。后来我总结，还是我有些伤了领导的心了。因为太年轻，就那个事情上让领导下不来台，就辞了。再说丁老师跟我说，省台想要人，他那会儿是省台的播出部主任，专门管播音这一块儿。丁涛老师上课时就觉得我这个嗓音条件啊，播音水平都挺好的，想培养我，让我破格到省台去学习。所以我递辞职信也不是很盲目的。

播音要带点“京味儿”

我辞职后，去省台实习。省台招人，给省劳动厅打报告，要劳动厅批，这个周期比较长。半年以后，丁老师去世了，就把我搁在一边了。后来是海茵老师跟我说，“小伙子，你在我们这儿挣不上工资，没有前途。丁涛老师去世了，我们这儿暂时也没有人负责。你跟你的同学联系一下，看可不可以到哪个市台去干一干。市上手续比较简单，要人也多，像你这样的一定没问题。”

我就跟同学们联系，我们西大一起学习的同学，都是各地县的播音员。宝鸡、咸阳的同学都说要人。我都去试播了一下，最后决定在宝鸡干。宝鸡有我两个同学，关系都特别好。我在宝鸡干了一年。

当年西大学习时教我们语音学的吴天慧教授，曾经是中国四大语音学专家之一。他是从江南到西北大学任教的老教授。我对老师恭恭敬敬，又很勤快，学习刻苦，业务也比较突出。老师们对我都挺好，知道我经济上比较困难，所以常叫我到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吴老师就给我讲，每个播音员哪里是优点，哪里是缺点。这个字音是怎么读，那个句子是怎么断。我就问他，“咱们陕西台播音员和中央台播音员，那个语音一听就差别很大，为什么呢？”

吴老师说，“陕西的语言环境就是这样。”

我说，“那咱们能改吗？”

他说，“改不了，没法改。除非你到北京去，你在北京那个语言环境下面，你听北京那个小孩的发音，你跟他们学上一点儿就够了。我们的普通话，不能光照着拼音去发音，你要带点京味儿就好听了。”

我说，哦，原来如此。从此我就有了到北京去的念头。

到宝鸡一年后，我得了宝鸡优秀播音员二等奖。我觉得自己离真正的优秀还差的很远，宝鸡也不是久留之地，干脆就再去学习巩固。宝鸡台是大台，有个同事叫谢香，她说“小伙儿你想去北京？我有个同学从西藏台调到北广当老师了。叫张秀清，你去找他，我给你推荐。让他给你安排下食宿。”因为家里不支持我，所以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到北京后，张秀清就给我安排到他的宿舍去住。她也带课。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姚喜双，是国家语委主任，今年退休的。张颂教授给我们上的播音主持课。

我去北京时，是1989年。我妈给了我400块钱，我爸一分钱没给。路费就花了大几十块钱，还剩几百块，压根没敢动。吃饭就去老师家里蹭，给人家收拾屋子、擦擦桌子什么的，花费很少。后来我就到北广附近，定福庄，一个农家院里头，和我的两个内蒙同学一起租了间房子。就为了跟院子里的小孩儿接触，在那儿呆了半个月，房租大概100左右。400块钱快花完了，也到年底了，就回了家。本来第二年1990年，开春还得继续上学，上完给文凭。结果我学费没交，当时学费要一千多两千块钱，我拿不出钱，也拿不到文凭。之前在西北大学念那个专科班也没交学费，没有拿到文凭。

90年开春，我准备到深圳去，知道那里在开发。我先到四川内江，那里也有个西大的同学，到他那儿待了几天。他说，就到他们这儿干。我说不行，我想到深圳去。准备离开内江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实在没钱了。我把我带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我说能不能给我点钱。我妈说，“要钱你只能回来。不回来不行，比我年轻的都抱孙子了，你赶紧回来。你不要找工作了，我把你养活上。再不允许你出去了。”我当时想，自己出去确实很苦，再一个，家里也就我这一个独苗，我有四个妹妹。我出去后，大人都很担心。出去了万一哪天死了，这个谁也说不来，对不起生我一回的父母。算了，就当个孝子吧。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家里就赶紧张罗着介绍对象，没工作对象不好找。我就说，“不就找个工作吗，我再找就行了。”我妈说，“就在咱们这儿，不要远了啊！”

我去榆林台找工作，找到杨海燕，那会儿是台长。我说我想回来，哪里要播音员？

她说，“好么，只要你想回来。榆林电台现在人已经满了，米脂、靖边、佳县、神木这四个县，你挑。你先去看看，我给这几个县都打个招呼，你想到哪个县就哪个县。”当天晚上我到了神木。我待了一天，觉得那个小楼环境不好，离家也远，所以第二天就走了。我又到地区广播局，杨海燕说，“要不你就到米脂，那儿是清水衙门，人们文化素质也高。又是文化县，离你家也不远。”

我到米脂后，米脂广播局给我把宾馆的房间都登好了。接待我的是编辑郭思焕，还有高局长（高德怀）。问我想来的话，有什么条件？我说条件很简单，把我的工龄延续上就可以了，我从1985年开始工作的。局长说，那个好办。完了我就上班了，在广播台。那会儿没有电视台，米脂电视台是1993年开始筹建的。

广播电视的市场化应当是服务的市场化

近些年国家对广播电视行业进行改革，说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按照改革方案的话，经营费用是财政负责一部分，剩下一部分自负盈亏。先是财政给三分之二，然后是二分之一，然后是三分之一，最后彻底市场化。等于是把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这一块推向市场了。米脂广播电视台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没有实行，为啥，因为真实行了这帮人都得饿死。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拿着全额工资。近几年广电局改成了广电中心，这才正式与文化局合并。之前说是合并了，人事、财务、业务都是独立的。每年的考核，也成了文化局派人过来考核我们，以前是组织部来考核。

90年代，广电部门走穴很厉害，再加上广告的爆发，各种各样的广告，不讲究质量，只要给钱，什么都做。从那时开始，人们没有底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不仅有底线，还是有文明的。现在不仅没有文明了，连底线都没了。为什么？就是从这段时间市场化后开始的。不是还有人鼓吹军队独立化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包括这个宣传文化阵地，意识形态领域这根弦，必须要党管。

米脂广电局曾经把广告部给承包出去，但是赔了，亏本了，再没人做了。差额以后，存在个创收的问题。怎样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什么东西才能获取最大利益？暴利行业。正路行业就不存在暴利。所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不可取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是台长》。我不会靠广告创收，我靠服务创收。现在社会对广播电视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人人都是摄影师，但是不是人人都会制作、都有平台去发表。我们服务于他，提供平台。你有好的作品到我这里来播放，我可以给你提供录音棚，提供演播室；你有才艺可以到这里来展示。这样节目源也充实了，创收也创收了。市场化，它实际是服务的市场化。向市场服务，不要高高在上。我在服务党，服务正确导向的同时，面向市场，提高服务质量，这个是正确的。现在不是这样做的，只是广告创收。

霍宝林近照

发掘地方文化和红色资源

我本身是个有故事的人，又对故事很感兴趣。故事必须讲，故事不能看，看着没啥意思。我以前想搞个台，但政策不允许。现在自媒体发达，我想建一个网站，我讲讲故事，这个不违反咱们的政策。

我现在搞专题片拍摄，也是市场需求。人家需要，我去做了，我是在服务。我一年赚几十万没问题。我全凭业余做专题片才敢买房子，买车，孩子们每年各种培训费，每年参加各种比赛，出去旅游……我做的专题片，在行业里评得比较好的有《铁水打花》《李自成传说》，纪录片有《闯王桑梓行》，获得省上广播电影电视二等奖。米脂的非遗项目专题片，都是我做的。项目申请由文化馆负责，我与他们合作。因为申请项目必须要有片子，音像资料比较直观。像铁水打花、李自成传说故事、貂蝉传说故事、米脂唢呐也是省级非遗项目。今年省级评审的是非遗传承人，一个是唢呐的，一个是李自成传说故事，再一个就是铁水打花的传承人。我们走访很多人，从里边选出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成片子。

2016年，我做过一个广播剧。当时，国防部要求全国各军警机关，以改革强军为主题，发掘一些宣传正能量的作品。米脂县武装部部长就找到我，说想做个微电影，但时间比较紧，就一个星期左右，问我能行不。

我说做不出来，要找本子，还要拍摄，还有后期。

“那你做什么比较拿手？”

“我做广播拿手。做成广播剧行不？”

“那也行。”文件上节目类别里有一项广播剧。他也是个陕北迷，“陕北这么多红色资源，我们就在这方面挖掘。耳熟能详的或者鲜为人知的，都可以。都说米脂婆姨，漂亮、贤惠，咱们不能从红色方面挖掘一点？”

我到网上查，找到一篇口述的稿子，采访的是曾参加沙家店战役的一个老大娘，叫郭兰花。根据这个稿件，我简单地编了一个广播剧。我通宵没睡，第二天一早打印了几份稿子，发给几个演员。部长也是演员。录音就在文化馆的二楼。中午十二点，录完了。我后期制作的时候一听，不行，根本不行。演员不行，尤其是演老年兰花的演员。文化馆馆长史飞说，有一个演员，曾经在米脂剧团扮演老生，现在年纪大了退了，在榆林住。不知道你请动请不动，电话给你，你给他打。我打过去，说，我是霍宝林。

“哦，霍宝林，我知道你。”

“我们排一个广播剧，要一个老年兰花，非你莫属，你来演行不？”

“好好好，我非常愿意，你要是早说，我刚从米脂上榆林。那我赶两点下来怎么样？”当时十二点左右。

我说，“行，太谢谢你了，你几点来算几点。”人家两点准时到。不讲工钱，没工资。最后我个人掏钱，给每个人二百块钱。所有演员都是我现场导演，现场教，教一句录一句。录完我又做了后期，因为要的急，我觉得做得比较粗糙。给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诶，原来这么好。这个剧名字叫《沙家店战役中的米脂婆姨》，策划的名字写的是武装部长，编剧写的是一个武装部干事，因为这个是全军内部评奖，外部人不可以评。送到陕西省军区，获得陕西省一等奖，推送到北京，评了个全国二等奖。

（2018年8月3日采访录音，8月5日整理完毕）

霍宝林口述        申元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