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霞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林彪、江青集团依靠动乱和鼓吹极左思潮，攫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利，尤其是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暴露出的权利野心被毛泽东所觉察。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人。1970年11月至1971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和《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等文件，推动了全国从上而下的“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的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引起了林彪集团的恐慌，加快了反革命政变的步伐。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出国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2月起,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从1971年年初起，榆林地区根据陕西省委的部署，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2月开始，根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要求，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运动重点解决县以上领导班子和机关的思想认识问题和路线是非问题，发动群众开门整风，评论领导。3月10日，中共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批陈整风”。根据省委部署，4月4日至18日，榆林地区召开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并做思想动员。在会议后期（16日）召开了地区革委会全委（扩大）会进行“批修整风”，参会人员对地区领导班子和机关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由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委会主任王明达代表地区革委会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检查。

为了推动“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于1971年4月恢复的中共榆林地委根据省委要求，在5月19日至22日召开了地委工作会议，传达了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要求，部署地区直属单位与各县在5月下旬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遵照毛泽东“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地委要求首先搞好“批陈”，在“批陈”的同时，进行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整风。通过整风，一是基本统一了对榆林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打砸抢、两派群众组织的长期对立、反军和“四清”翻案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二是联系实际，解决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地区革委会办事组对地区公路总段、运输公司、神木县医院、子洲县剧团、靖边县中山涧公社等26个派性问题突出的地、县单位进行重点整顿，发动各单位的派性头目进行自我批评，促进了领导班子的团结；三是根据整风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思想整顿。着重解决党员干部中的“三气”和怕惹人不斗争的好人主义，纠正无组织、无纪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

在初步整风的基础上，7月15日至24日，地委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动员全区联系实际批判极“左”思潮。在8月召开的地区直属机关单位批修整风动员会上明确指出，批修整风重点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罪行。要求各单位的党组织和革委会要集中力量，抓本单位的突出问题，联系实际，触及具体事、具体人，抓好整风。并以榆林报社作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罪行的典型。为了解决好榆林报社的问题，甚至暂时停刊《榆林报》，集中力量搞整风。

10月2日，地委召开地区直属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将批陈整风文件扩大传达到22级党员干部。动员党员干部将“批陈整风”与“三批一清”（简称“批清”）运动紧密结合，进一步将运动引向深入。同时要求各单位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派性问题，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为重点，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彻底解决本地区（单位）存在的“三指向一挑动”方面的问题。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会议要求在县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迅速开展“批清”运动。“批清”运动的重点是批判1971年春节前后地委、地革委领导班子中部分领导翻“四清”案，搞派性斗争的问题，将其定性为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否定省革委会榆林问题座谈会精神，否定“两化”建设的成绩，否定榆林革命生产的大方向，并对这部分人做了撤职、降职、调离等组织处理。这次“批清”运动涉及的人多面广，仅榆林城区涉及的地、县单位就有20个，占地、县单位的23%。

“批陈整风”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领导权问题。一方面地、县革委会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抓地、县领导班子的思想和组织建设。1971年以来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38期，有地、县、社、队干部4700人参加学习，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地委主要负责人分头带队到派性问题严重的榆林、米脂、绥德等县，发动群众，帮助县领导班子开展斗争，各县都检查揭露了本县的问题。

通过“批清”运动，对部分闹派性、闹无政府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处理，对消除派性干扰，恢复工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运动的波及面难免扩大，错误地处理了部分干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出国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央关于扩大传达范围的决定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榆林地委于1971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相关文件。会议开始时，与会干部对林彪叛逃很震惊，思想上很难转弯。会议要求对中央通知紧跟照办，将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批判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根据中央要求，会议精神分级逐批传达，从10月17日开始在全区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

为使群众知晓真相，尽可能消除思想混乱，榆林地委根据省委要求，于12月开始陆续传达中央《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为搞好传达工作，地委先在工厂和生产大队搞试点，然后根据试点单位和各县了解的情况扩大传达面。为了做好对农村群众的传达工作，从传达《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二开始，地委要求各县训练宣讲员，每个大队平均有一名宣讲员，并要求县领导亲自宣讲辅导，带头参加批判。在批判形式上采取小会批、作业组批、基建队田间批、政治夜校集中批等形式。以大队为单位通过举办党团员、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文件，开展大批判。

通过宣传，普遍反映对“林、陈反党集团”和林彪的反党野心充满憎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本身有难以回避的错误，在传达林彪反党文件的时候，非但无法对林彪批深批透，一些基层群众甚至对文件涉及的一些具体内容产生共鸣，“看咱这口吃水，和林彪说的一样”、“林彪说的少吃没穿对着哩，我过去给地主揽长工还吃的干捞饭”，基层群众基于现实生活的困境，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

1972年2月27日至3月9日，召开了地区革委会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会议，重点批判《“571”工程纪要》，会议后期（从3月7日到9日）进行整风，在对林彪深刻批判的同时，各县和地直单位以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为主要内容，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深入贯彻《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相结合，认真开展整风。在整风中，以领导班子为重点，抓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着重解决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等方面问题。地委重点抓派性斗争严重的佳县领导班子和地区中心医院，地区革委会重点解决畜牧站、治沙所、水电队等单位的问题。为了搞好基层单位“批林整风”工作，地委和各县委都先做试点，共抓了厂矿和农村生产大队等基层试点24个。地委将地区毛纺织厂和榆林县城郊新民大队分别作为厂矿、农村“批林整风”运动试点单位，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指导“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区全面展开。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着重检查党的观念，政策纪律观念，民主集中制，反骄破满，增强团结。同时，继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肃清地委派性人物翻“四清”案的影响，促使全区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

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要求“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只字未提批判极“左”思潮，“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受上层舆论风向影响，榆林地委在1月份召开了各县贯彻元旦社论精神试点工作座谈会后，同榆林县一起，组织人力对部分地直单位和榆林县一些单位的“批林整风”运动进行调整。要求整风重点是“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全区“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开始逆转。5月，地委常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中指出“林彪路线的实质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批林”就要紧紧抓住这个“极右”实质。会议把林彪的极“左”路线当作极“右”来批判，在全区大张旗鼓的开展对资本主义的大批判，通过“批林整风”进行的纠“左”整顿被迫中断。

榆林地区的“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先后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全区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与批判，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积极贯彻党的各项纠“左”方针，推动了全区各项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