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

作者 高  霞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第九个年头，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上任后，立即从工交系统整顿入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成效很快显现，群众对整顿热情高涨。但随着整顿的深入，势必触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纠正，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8月开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由支持转为批判，随着对邓小平的批判逐步升级，全面整顿被迫停止，最后演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让群众早已丧失斗争的热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根本无法深入进行。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了耗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结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8月，毛泽东对《水浒传》的批判意见被“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开始发表评《水浒传》、批判“投降派”的文章，要求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9月9日，榆林地委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指示，学习鲁迅对《水浒传》的评论。公社、厂矿举办工农理论骨干专题学习班，动员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评论和讨论。

随着毛泽东指示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对邓小平的批判升级。12月23日至25日，榆林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重点传达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指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会议指出，清华大学党委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以及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必然会影响全国。要求全区各县县委对中央指示文件的传达和学习讨论，自行掌握，逐步传达。榆林地区的全面整顿随着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而被迫中断，此后全区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地委12月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区开展教育路线大辩论，响应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号称“用教育革命的成果回击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通过大力宣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等教育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76年3月3日，榆林地、县教育系统在榆林县一中召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在运动的裹挟下又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通过宣传府谷县孤山公社房塔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插队女知青杨荷仙相继拒绝推荐入学和招工机会铁心务农的典型事迹，号召知青积极上山下乡，同时大力做家长工作，使得这个时期又有大批知青下乡插队。3月10日，榆林县委举行大会，欢送720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闹革命。

在教育领域的带动下，其他领域也开始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2月，地区计委召开科技单位批判会，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判“专家治所”，用开门办科研的成果“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30日，地委、地革委会常委和各县委、地区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召开会议，要求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集中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肯定“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榆林报》还发表了一名地委常委、地革委会副主任写的《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署名文章。

4月初，“四人帮”将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 ”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定性为 “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进而在全国进行镇压，并将邓小平认定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4月7日，中共中央同时做出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即“两个决议”。4月9日，地委、榆林县委和榆林城关镇党委联合举行了5千多人参加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集会讲话时地委第一书记余明要求对“天安门事件”涉及的政治言论严加追查，坚决打击。但他同时强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中央的“两个决议”之后，全区掀起了批邓高潮，全区12个县的县委常委举行会议拥护“两个决议”，明确提出对邓小平的批判。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第十年，意义特殊，为纪念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十周年，各县大办“五七”大学，开设农技、农机、水利、林果、畜牧、师范、卫生等专业。这些“五七”大学号称“大学”，但实质就是农业科技知识短期培训班。榆林地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批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破坏，其实质是批判1975年全面整顿中对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问题的处理，将这说成排挤年轻干部，并把解放和使用老干部称作“请隐士”、“举逸民”的复辟活动。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的社论，号召人们将邓小平提出的《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等“三株毒草”。8月底至9月初，相继召开了地区革委会财贸工作会议和地区直属机关党委会议，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等“三株毒草”。9月4日，地委召开批判“三株大毒草”大会，地区和榆林县各单位5000多人参加，全区各县城乡有72万人收听大会有线广播。这三个文件在全区从未公开发表过，通过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反而使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了其中的内容，并普遍予以肯定。特别是《论总纲》，不少同志表示看不出它的反动性在哪里，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评论：《论总纲》“讲的对着哩”。

榆林地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相比，虽然会议、报纸、广播等场合和宣传上紧跟上面的指示，但地委对这次运动消极应付，并未认真开展具体工作，“批邓”在很多部门和单位流于形式，无法深入下去。但这次运动还是干扰和破坏了1975年整顿的成绩，全区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刚有好转又被打乱。受运动影响，全区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反而增加，尤其是行政开支大幅增加。至1975年5月，全区行政开支平均占年计划的43.5%，全区有一半的县开支占到年计划的45%到55%以上。

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广大群众对整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迅速发展。人民群众通过涂改墙头标语“翻案不得人心”，刮掉“不”字，变成“翻案得人心”；“回击右倾翻案风”，“回”字被改成“目”字，变成“目击右倾翻案风”等，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情绪。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地委虽然在舆论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但主要精力放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上，领导全区各级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

庆祝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其沉痛的悼念中。9日下午，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全区人民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各级党组织都举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动。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榆林地区暨榆林县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榆林县城2万多名群众聚集在县体育场，收听首都追悼毛泽东大会的实况广播。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主任余明致悼词。全区各县都举行追悼大会，广大军民收听首都追悼大会实况广播，同时肃立默哀，向伟大领袖毛泽东表示深切哀悼。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0月20日，榆林地委常委、军分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上的讲话，地委常委热烈讨论，拥护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拥护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当日下午，地委将此消息向地委、地革委机关部局长和地委、地革委、军分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及榆林县委常委和榆林县部局长进行了传达，当大家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全场出现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当晚，地直单位和榆林县级单位就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达到全体党员。

榆林地委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传达后，全区上下迅速展开热烈庆祝活动。10月22日，榆林15000多军民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等大幅标语。10月24日下午3时，人们聚集在广播喇叭下，收听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伟大胜利的实况广播。全区12县城乡普遍组织收听了首都庆祝大会实况广播，达到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高潮。

11月1日，地区直属机关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声讨“四人帮”罪行。要求各单位党组织都要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开批判会、声讨会、写批判文章、办批判专栏等多种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全区上下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序幕。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结束。经过1977、1978两年的“徘徊期”后，中国共产带带领着榆林人民彻底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的阴霾，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