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 霞

榆林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重点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大寨精神”与我区农业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大搞水土保持建设，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培养了米脂高西沟等本地“大寨”典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紧跟政治需要，由农业生产运动逐步异化为高度的政治运动，虽然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而言弊端颇多。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原有的党政各级领导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机构陷于瘫痪，而造反派则忙于派性斗争，学不学大寨，基本无人问津，全区粮食产量减产明显。随着社会混乱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逐步显现以及战备需要，从1969年起，国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气氛有所加强，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被重新重视起来。1969年8月榆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流动现场会。会议通过对榆林清涧、府谷等11县和山西河曲县曲峪大队等6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的学习，掀起了一个以修建小型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建小高潮。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大力推广“三杂”良种，经过努力，至1969年全区粮食产量有所回升。

随着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榆林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逐年升温。1971年陕西省农业工作会议在榆林召开，至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变为全区经济工作的重心。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掀起过两次高潮：一次是1973年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来榆林视察后，推广昔阳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二、三”经验，全区干部深入农村，与社员共同参加集体劳动，掀起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热潮；一次是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全区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达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最高潮。

1971年冬，陕西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榆林召开。为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促进榆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结束粮食供应长期外调的历史，1971年12月23日至1972年1月6日，榆林地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省委书记胡炜、黄经耀、省委副书记吴桂贤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打农业翻身仗做了具体部署。会议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倾向是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严重障碍，在农村要突出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但同时开展了“学大寨学什么”的大讨论，纠正了不学根本，只学表面，并大队，收自留地，改变核算单位等错误做法，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从实际出发，采用群众欢迎的简便易行的管理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要把政策允许的自留地、发展多种经营等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73年10月初，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在省委书记霍士廉的陪同下来榆林视察农业工作，陈永贵在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你不抓他，他就抓你：抓住你要粮、要钱、要物资”。随后在全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大批判。根据陈永贵“干部不下去，农业上不去”的讲话精神，榆林地委发出《关于学习吴堡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要求县、社、队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分别达到“一、二、三”，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作风。同时，地委决定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榆林地区农业学大寨第一线指挥部，由地委第一书记余明带队，将指挥部设在榆林县鱼河公社试点，指导全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11月，全区地、县、社三级党委都成立农业学大寨第一线指挥部，抽出2/3的干部共3100多人到农村包社包队，深入基层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12月，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推广吴堡县委三级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的通知》，随后榆林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吴堡县干部带头大干、苦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精神。经过全区干部群众共同努力，1973年全区产粮51.945万吨，第一次突破50万吨大关，结束了长期吃返销粮的历史。

1975年9月至10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召开。10月29日，地委第一书记余明会后返回榆林，根据会议精神，立即抽调机关干部组织了1万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普及大寨县的宣传动员。榆林地区各县以建设大寨县为目标，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田基建高潮。南6县主攻水坝地、北6县大搞改土，像指挥作战那样，到处组织打大仗、硬仗的农田基建专业队。全区农田基建每天上劳力50多万，占农村总劳力70%，不少地方开展联社、联队大会战，提出“户户门上锁，人人大会战”。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陕西省委的调查报告《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依靠什么》，宣传报道了榆林地区农田基建经验。

为了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提出的大寨县建设指标，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全区各县以10天左右的时间相继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共2.5万人参加会议，经过讨论，初步落实建成大寨县的时间规划。规划3年建成大寨县的有吴堡、榆林、绥德、靖边、府谷5个县，4年建成的有米脂、清涧、神木3个县，5年建成的有横山、定边、佳县、子洲4个县。为了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1976年2月4日，地委成立农业学大寨办公室。至1976年年底，全区建成大寨式公社一个，大队133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寨经验变成靠“狠抓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政治典范，大寨经验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学大寨也因此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榆林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田基建和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学大寨已经由生产运动变为高度的政治运动，对我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榆林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最主要的内容是集中劳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广大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治山、治沟、治沙、治水、蓄水、保土、防风固沙，并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山修梯田沟打坝，引洪漫地水拉沙，垒石帮畔造良田，蓄引堤挖水利化，下湿滩地排灌网，造林种草锁风沙”的经验，实行土、水、林、草综合治理，农业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全区适宜发展水地的土地大部分得到开发利用。出现了一大批大搞农田基建、粮食产量增加明显的典型，如米脂县的高西沟修田打坝控制水土流失，靖边县杨桥畔大队引水拉沙造田等。同时建设了大量的水库、抽水站、机井等水利设施，至1976年，全区有大小水库477座，固定和流动抽水站9374个，机井7000余眼。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使粮食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976年全区粮食总产58.18万吨，较1966年增长45％，农村人均占有粮由222公斤提高为276公斤。粮食生产在物质、技术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单产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经济危机，并为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异化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对榆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政治上，很多地方通过“大批促大干”组织农业生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破坏了党群关系；在生产关系上，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生产规模上求“大”，劳动报酬上求“平”，随意侵犯农民的利益，盲目追求“大、公、平”；在分配方面，推行大寨的记工办法，不看劳动数量，不看技术高低，而是评政治分、思想分，过度扩大按人分配比例，严重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在生产经营上，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将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片面强调“人心归田，劳力归农”，致使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严重妨碍了各地优势的发挥，结果粮食生产上的慢，经济作物发展不起来，集体受害，群众受穷；在指挥生产方面，搞形式主义、瞎指挥，一度一些地方搞“限期播种”、“限期收割”，剥夺农民生产自主性，结果事与愿违；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主要内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想大的干大的”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违背自然规律，搞移河改道、箍洞造田等大工程，甚至有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造成很多损失和浪费。另外，大规模的农田基建对耕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使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表面看起来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1976年7月1日，子洲县杜家沟回乡青年高尔钦因本县群众生活困难，以“理昂、信实”的署名在县城贴出大字报《高调能不能唱完》，批判农业学大寨中唱高调的现象，就是对农业学大寨中“左”倾错误做法的坚定控诉。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深刻，正如榆林地委在1981年《关于清理学大寨运动中“左”的思想影响情况的简报》中总结：当时判断生产关系先进与否，不是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志，认为“越大越先进”、“越公越先进”，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变革生产关系，对于那些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顺应群众意愿的生产关系变化，都视为“倒退”严加批判。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思想，是大寨“左”的一套经验得以大行其道的重要思想根源。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农业的症结所在是农业的生产经营体制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基本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榆林地区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充分发挥，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