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求学的李子洲，一直关心着家乡陕西的形势。时值陕西军阀横行，土匪蜂起，民不聊生。除个别军阀官僚子弟外，旅京陕西学子对家乡局势无不痛心疾首。

1919年3月，李子洲等陕籍学生成立三秦公民救陕会，创办《秦劫痛话》，揭露陕西军阀的黑暗统治。1920年1月，他们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月刊《秦钟》，开始介绍新文化、新思想，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因军阀阻碍，杂志6月便停刊。

不久，陕西爆发“评孔风潮”。8月27日，正值孔子诞辰纪念日，提倡尊孔读经的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要求各校学生一律到孔庙祭拜，遭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推行教育改革的王授金的拒绝。随后，郭希仁找借口解聘了王授金。这引起李子洲等人的极大愤怒，他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刘含初等11位旅京陕西学子联名上书郭希仁，指责他“遗祸教育”，须“设法挽救”。

1921年5月，因陕西当局内部矛盾，加上社会舆论所形成的压力，郭希仁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这一结果大大鼓舞了李子洲等人，他们决心继续创办以陕西读者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改造陕西社会。

这年10月，《共进》半月刊创刊。杂志社设在北大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院，这里也是此前《秦劫痛话》《秦钟》杂志社所在地。每逢节假日，在京陕西同乡常来这里活动，有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屈经文、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均为北大学生）、杨明轩、魏野畴、魏惜言（均为北高师学生）、潘自力等。

与他们一墙之隔的，是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陈绍休、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茶余饭后，这些充满朝气、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常聚在一起谈天，从国家大事到学术思想，以至生活趣闻，无所不谈。罗章龙后来回忆：

《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南方之强”一说，我们觉得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行、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我们湖南同志的印象也很好，谈话中常夸我们敏于行慎于言，好学深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

《共进》杂志的发行工作由李子洲负责，他还为杂志撰写了十几篇有见解的文章。在他带领下，被称为共进社“四大金刚”的——“大脑”李子洲、“小脑”刘天章（亦称“元勋”）、“赵龙”赵国宾和“杨虎”杨晓初，通力合作，撰稿和发行工作有条不紊。杂志从1921年创刊到1926年被张作霖强行停刊，共出版105期。创刊第一年，每期销行1000份，发行地主要是西安一些学校和陕西个别县。到1925年，刊物销行三四千份，不仅遍及陕西各县许多学校，还发行到全国各大城市，甚至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给西北社会尤其是中小学校学生、教员这一阶层，输入了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新的民主与科学知识”。

1922年10月，随着《共进》半月刊影响的不断扩大，为团结更多旅京学子，李子洲等人发起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李子洲被选为常任副主席。此后，他和刘天章、魏野畴等人陆续入党，《共进》杂志逐渐成为宣传党的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李子洲嗓门洪亮，性格豪爽，很有感染力。同学们有什么事情都愿同他交谈，请他出谋划策，他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大群青年。他生活极为节俭，却总在他人遇到经济困难时慷慨解囊。他的热心豪爽之名在陕西都很有名。学生家长在送孩子进京时，大都这样嘱咐：到了北京，找你子洲大哥，他会关照的！

李子洲为人正义、不惧强权。北京有一所延安会馆，由延安、绥德等县共同筹款兴建，却被一些陕籍官僚豪绅的眷属所占据，众多旅京求学的陕北寒门学子苦无住处。李子洲就联络呼延震东、刘含初等人，发动旅京陕北学生，在同乡会上，同豪绅官僚展开说理斗争，成立会馆管理委员会，制定居住条例，终于迫使这些眷属搬走，贫寒学子得以迁入会馆。

李子洲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常常为社友们称道：“他目光远大，勤于思考，能出主意，想办法，旗帜鲜明，敢说敢为，可谓共进社的顶梁柱和主心骨。”他先后介绍魏野畴、屈武、耿炳光、潘自力、王子休等人加入党团组织，引导一批陕西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愧为共进社的“大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