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之后至一九二三年，虽然他们[编者注：指魏野畴、李子洲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党的本身在全国皆属萌芽时期，他们各人因为职业、环境的条件限制，所以，遇着到了北京，有会议，有分工，有共进社作半公开的外围掩护而活动，到了各地，各人就职之后，只能互通音讯，与北京保持联系，一切工作活动，完全以各个人为中心，酌情尽力进行，而无正式的组织形式。尤其为了防止封建军阀的摧残，完全是极端秘密，极端慎重条件，极机巧地进行活动，人们很多人知道李子洲、魏野畴等是新领袖新人物，但不知是共产党员。……出现党员兼团员、团员兼党员。党、团员共同在党内过支部生活，分□为党团员各在党与团的支部中过生活。兼党员的团员及团的领导分子在党的支部中也过生活。

                             （原题是《西北党的沿革》）

李子洲任四师校长后，为请教员又专到北京找王复生，并与王[复生]共同拜访李大钊，报告了在绥德的活动。订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批准李和王懋廷暂以北方局直属特别通讯党员赴陕北建立党与团的陕北支部，一俟有三、五人至七、八人后正式成立支部。以支部与北方局直接往来。

学校于七月十五日（农历）开学，李子洲在开学典礼、全校同会[?]、各班班会、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列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资本论概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并亲自和分派教员报告时事、直奉战争、政局变动、中国革命、十月革命，进行宣传教育。王懋廷在国文教学中□的马列主义著作向学生□，并于晚自习时找各县各班学生谈话，了解调查陕北各县状况及各个学生家庭成份、思想、行为、求学目的，物色党团员发展对象。到十月十日先后在学生中找到白明善、杜嗣尧、李蓉鉴、马瑞昌、杜振庭、乔国桢、杨应举、罗百福、邓重庆、赵仰云[?]十人发展为青年团对象，正式建立支部，白 [明善]、杜[嗣尧]、李[蓉鉴]、马[瑞昌]四人因年已在十八岁以上，成为团员兼党员。在教员中吸收田毓藩、李致煦为党员，建立党的第一个特别支部，李子洲任支书，王任付[副]书记。……青年团初由王懋廷兼任小组长和支书，继任为白明善，王以支部付[副]书记领导与指导团的一切工作。党团支部领导学生会，参加校政，领导四师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反对军阀混战、欢迎孙中山北上，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拉差，反对贪官污吏。

                              (1959年《党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李子洲、王懋廷仅有的两个北方局通讯员，在学校开门开课的第一个月内，迅速建立了党与SY的第一个直属北方局的特别支部。李校长亲任支书，王先生亲任团支书，党支部干事。学生中，年龄最大，家境贫苦的白明善等数人首先入团转党。教员中田毓藩也最早入党。公历十月十日的双十节国庆节时，计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十人，党员三、二人，跨团兼党的党员三、五人。两个初生的党与团支部已成为领导学校、学生一切革命活动的核心了。不久，因欢迎孙中山北上，反动统治当局，榆林陕北镇守使，北洋军阀余孽、曹锟的干儿井岳秀，陕北土皇帝，开始注意四师，注意李、杨、常、王，发出“年青人办学校、教书，怎么欢迎起江洋大盗孙中山来了!孙文叫青年学生欢迎，将置我于何地？！”的咆哮了！陕北的地主、豪绅、政客、官僚、井氏附庸也开始嘟哝：“李子洲的学生，不好好念书，老在街上讲这讲那，天上地下，不知说些什么？造反呀？”……

         （原题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沿革简述》，1962年8月

    15日．张清绪抄于子长招待所，原件存于省委党史研究室）

马瑞昌，绥德县人，年在二十上下，贫农，父为老知识分子，精数学数理，人亦开明，入党入团第三人（入党入团第一人白明善，第二人杜嗣尧），担任过西北学联等工作，毕业后教书为职业……在土地革命左右病死，死前失去联系，大概还可能未落入失足分子或不革命、反革命分子。起初好，无结果。

    （摘自赵通儒1959年3 月 25日《四师学生中最早参加党

    与团的十人》，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档案，案卷号：4)

赵通儒生平简介：子长县人，生于1908年，1924年秋—1927年春在四师三班上学。1925年入党。曾任绥德团地委书记，党地委常委。1928年在苗家坪筹备成立陕北特委，1929年任清涧县委书记，1930年—1935年初到北京先后在国立俄文法政学院等校学习，1935年春回三边，1938年任伊盟工委书记[后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监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等，1969年3月19日病故于瓦窑堡。

    （1984年4月9日根据中共子长县委党史办公室电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