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暑期，听说绥德开办“省立第四师范”（以下简称四师）。先招收学生两班，共一百二十名，我即遂时考入了四师读书。校长高竹轩是一个庸懦无能的腐儒，米脂高宪斌任学监（即以后的教务主任），校长本家高之傅任舍监（以后的训育主任）。学校开学后，我们同学，每天每周，只是埋头阅读，不问其他，也就是“两耳不闻校外事，一心只读课堂书”了。二四年农历三、四月间，学校领导计划率领学生旅行米脂，乃令学生各缝一套黑色新制服，家庭贫寒无力措办者，都向学校要求发给或另想补助办法，校方不允，随引起了罢课学潮。时经六、七日的争执，终于由自己缝了制服，完成那次旅行之举。

暑期后来校，学校完全大换班，李子洲就任了四师校长，杨明轩任教务课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所有教师，一部分为共进社的社员（该社为北京各大学思想进步的学生所组织，其宗旨为反对割据陕西的军阀刘镇华和吴心田，并揭露一些社会上不良制度与风俗或介绍新时代的优良风尚，所出刊物名“共进”，其活动力很强，陕北王井岳秀曾告诉人说：“他不怕大共，最怕小共”，该社的社员，以后大部分转为共产党员了）。另外，又向外省聘请思想进步的专科教师数人，同学们对教师最敬爱的是王懋庭[廷]同志，他首先给我们选讲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很多有关新时代知识的课程，课外不时和同学们谈话接触，给同学们介绍阅读《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导》，并帮助各班学生，都各自成立了“各科学习讨论会”。此外领导全校学生成立“讲演会”、“辩论实习会”与“文娱演习会”等，最后指导学生成立了“四师学生会”，和榆中学生会取得了联系。我们学生会，还出发过两三次刊物，我和杜司 [嗣]尧同学负责编辑，其他同学担任出版印刷等工作。党组织在校内，这时都分别成立了党、团的特支。直接由中央局和北方区委领导。四师团支的负责领导者，就是王懋庭[廷]同志。那时党团为了保密，只用“大学”“中学”等字样作代号。同志之间，只可发生纵的关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

二五年三、四月问，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学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会，由各位教师讲述了中山先生革命的[历史]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革命的意义，鼓舞了同学们很大的革命精神与思想。接着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同学们除亲到绥德各乡村宣传外，学生会还分头派赴各县宣传“抵制日货”和“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活动，我和刘秉章（清涧人）同学，曾奉派到清涧城内去宣传，联络大商家兼豪绅惠华亭和地方人士，开过一次市民大会。

当二五年秋冬之间，榆中闹起了大学潮，经过好几日罢课斗争，终于在井岳秀控制之下，十八名优秀学生（全为党团员），被学校开除离校。

二六年四师学生，已增加到七、八班（每年都招收一个补习班），人数达四五百名。所有学生和教职员们，口里讲的，眼里看的，不是革命的语言和书报，便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口号标语，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为党、团员。其他少数，无论他们内心如何？而口号与行动，却都要跟着我们一道来了。至暑假时，即为我们第一、二两班同学毕业之期，这时毕业者，仅有八、九十名了。除个别派赴外处工作者（我奉派至宜川石团，作士兵教育工作），大部分都回了本县，不是任校长或教员，便是教育局长。当二五年至二七年间，在党组织领导和李子洲同志们活动下，共产党员呼震东、田伯英先后就任了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在那里又发展了很多党团员。

  （冯景翼又名冯又新， 1980年6月22日谈陕北党组织的初期活动）

二四年九、十月间，四师成立团的组织。它是一个支部，书记是王懋廷；发展的对象是学生；它受北方区委和上海中央局的双重领导（因为王懋廷常写信给“中央局”，因此，于上海也有关系）。

党的组织二四年下半年就有了，因为当时李子洲聘请的教员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的组织一开学就有了。当时，是一个支部，谁为负责人我现在就记不清了。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四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人除四师的师生教职工外，还有当地的部分农民、地方绅士，高小、平民学校、女校学生都参加了追悼大会，约有数千人。在追悼会上李子洲、王懋廷、杨明轩都先后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五卅惨案发生后，六月里，四师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之下，纷纷到陕北各县进行宣传、募捐、声援五卅惨案。绥德城内没有召开过声援大会，四师学生到外县是召开过的，如米脂等县。

李子洲、杨明轩、田伯英在四师时，除给学生授文化课外，还给学生讲马列书籍。他们号召学生看：《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浅说》，后来图书馆里也陈列了这类书籍。

                （冯又新于83年4月23日口述，整理于4月26日，原件存中共绥德县委党史研究室）

我叫冯又新，曾用名冯景翼。1923年，我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即绥德四师）学校，学制三年，于1926年暑假毕业。1924年下半年，我在学校入团，在放寒假之前，去城内的二郎山开过一次团员大会，约有十几人参加。1925年上半年，我由团转党，于放寒假时，党支部搞组织的李瑞阳召集我们去城内南关开了一次会，会上指定我任书记，但未指明是什么组织的书记，会后我就回老家度假。

至于刚才看了1926年（公历）1月17日团地委工作报告原文，并署名报告人是团地委书记冯景翼，我感到很惊奇。第一，原文的手字不是我的，有点象李瑞阳写的；第二，在我的记忆中，我就没有任过团地委的书记，以后也没有人向我提过此事，请你们带此文献去找李瑞阳等有关人考证。

注：冯景翼系子长县冯家辛庄人

            （1986年10月29日于冯景翼家中，本人回忆，刘子发、

                    苏光生整理。卷存中共绥德县委党史研究室）

问：你何时入团？何时转党？什么人介绍？

答：1925年5、6月在四师入团，介绍人是同班学生马瑞昌。1925年担任团地委书记。1925年下半年转党。

问：在你任职期间曾搞过什么活动？

答：就是1926年1月16日《习棣方书记冯景翼给曾延的信》中所写的情况。另外就是在遇集时搞宣传，利用星期天去乡下搞宣传。

问：1925年绥德有多少党员？有些谁？你转党后参加过党的会议没有？负责人是谁？

答：当时有好多党员，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们与党只发生纵的关系。当时党、团已分开，大约是在1925年初分开，我们团组织不太了解党组织的情况。我只记得党员有李子洲、韩叔勋、王懋廷等人。

我转党后记得常在韩叔勋家开会，负责人记不清了。

问：田伯英1925年是否党员或党的负责人？

答；1925年田已是党员，并是党的负责人。

问；李子洲既然是党的负责人，为什么常不出面参加公开活动？

答：因为李子洲是校长，形势不允许他公开活动，否则他就当不成校长了。

冯又新（签字）

1988年8月19日

(1988年8月l9日与冯又新的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