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华勇：米脂小巷子巷口有一个小木楼，两层，我刚进文化馆的时候就在那里边办公。里边的大厅是我培训盲人说书的地方。十一个盲人，我一个培训。每天晚上老头老太太把凳子搬来，占个位置，往那一坐。今儿晚上是李永发，明儿晚上是张四，后儿晚上赵五什么的，十几个盲人排着队说书。最年轻的观众，是两个俊女子。其他人一毛五二毛的去看电影，这些老婆儿老汉儿都来听书。年轻女子来听书的是比较稀罕的，是靓丽的风景线。我是个年轻后生，一直跟那两个年轻女子拉话、递搭，很投机。
李苗苗：我记得我那阵儿上小学，每次路过那个巷口，都幻想那个小楼是哪个贵族小姐的绣楼，幻想了好多戏文里的故事。后来我读了毕主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我幻想的那个时候，那小楼里边住着一个很窘困的文学青年在苦苦挣扎。
毕华勇：但是那时候有理想，有梦。那会路遥的《人生》放映后，我在那儿召开了讨论会，很激烈。每出来一个小说（都会讨论），例如《乔厂长上任记》等。
李苗苗：《链歌》就是你的第一本小说吧？
毕华勇：对，我的第一本小说。
李苗苗：我们院子那会儿有人拿回来一本书，说，“这本书咱米脂人写的！”然后就把它分成几疙瘩，一人一疙瘩拿着看。看完再交换，轮着看。
张井：我给你讲过我看《链歌》的故事没？我的旅游第一站就是这儿（米脂），骑自行车，从绥德骑到这儿。回的时候在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
毕华勇：在咱榆林地区可以说，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个出小说集子的，纯文学是第一本。我在榆林学院作了回报告，紧张地一直出水（方言，意为出汗），讲了两个小时，讲完我这个胳膊就磨烂了。学生们有爬在窗子上（听）的。
李苗苗：那阵儿人们对文学很崇敬。
张井：那阵儿的黄河浪、你，都是我们的偶像，激励着我们。
李苗苗：那些都是体制内的，你是体制外的。你要是一直在体制外，现在哪有莫言什么事儿……
毕华勇：（笑）其实那会儿应该争取留到西安。咱这种小地方的局限很明显。我在陕北的生活积累已经有了，在西安住，回过来看咱的土地，想咱们的事儿，那是另一个概念。老在这儿呆着，处于那种复杂的人事……
李苗苗：我感觉行政工作肯定对你有干扰。
毕华勇：有，肯定有。
张井：那个时代有多少人通过文学拯救了自己的命运，拯救了自己的家族。很多人就是路遥写的高加林的形象。户口就是一道屏障。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不是西安和米脂的差别，是米脂县和桃镇的差别，是桃镇和某一个村的差别。无法逾越。这些东西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才打破了界限。现在的农民工要去北京，买张车票就去了不回来了，就算捡破烂，谁也不能把他赶走。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2000年前后我在《陕西日报》已经四年了，还有人来查我的暂住证。一个协警，还不是干警，半夜来检查我的暂住证。
毕华勇：那阵儿那个城乡差别，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农村人就是农村人，你还想到榆林去？你就在米脂，人家一说起来就是，“你们乡里”什么什么，“我们城里”咋个咋个，还有的是“我们老城里”咋个咋个。“乡里人毛儿八分还计较”。我说，“你们买点芫荽还要‘哎，来我再捡上点儿……’一毛钱的芫荽还想再多要一根。”你想那点芫荽那点韭菜是咋出来的，我为甚给你再捡上点？我说“你看你们这些城里人，啬皮，你不会多给点（钱）？一把一毛你撂上二毛，你看给了不。”那些鸿沟是很明显的。我当时是雇佣的，人家问“你是什么户口？”我说，“农村的。”“唉，农村的甚生意也没有（不行）。”最后人事局长说，“你要是个城市户，给你弄个集体工”。七八十年代转一个户口相当难。县长书记有时候还定不了。省上每年给各个地区分配指标，地区再给县上分。每年一个县也就是几十个指标，要开（县委）常委会研究。佳县当年Z当副书记的时候，就因为农转非问题拉（方言，意为聊，讨论）不成，一拉就吵烂杆（方言，意为乱了，坏了等），人们操得使不成。M（县委书记）说，“周书记，我最近有点病，去西安检查呀，你给咱召开个会议，把这个户口拉给下”。每年的指标到第二年就作废了，他想躲开让副书记把这事儿解决了。Z想，“咦，你的个虱子往我头上捏了？我头上头发也不长些，能盛（方言，意为住，呆）定个虱子了？”Z就下乡去了，走了十几天。他不知道M回来没，就跟他打听：“你走了十几天，乡镇上烂杆了，我下乡处理这个事”。“你把户口那个拉了没？”“顾不上么，没拉……”虱子又捏回来了。这是1995年前的事，1995年后政策变了。
毕华勇：知名作家，现任米脂县政协副主席，陕西省青联委员。
李苗苗：《榆林日报》社编辑。
张井：陕西省金石人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电影《一把挂面》导演。
（毕华勇、张井、李苗苗口述 榆林革命史研究中心申元元整理）